美议员提案终止与中国药企合作，业界忧虑疗法缺失

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，一位议员公开呼吁，以国家安全为名，停止与中国药企的合作，以免将新药研发的关键交给中国。许多参与者，包括不少生物企业的高管，纷纷表示赞同。然而，会议结束后，这些CEO们却迅速与国内的代工厂商取得联系，急于下单，以便在相关法案实施之前锁定生产能力，展现出矛盾的现实情况。

法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24年1月，当时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交了一份提案，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特定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进行交易，包括药明康德等五家公司。至2024年3月，参议院以11票对1票通过了这一提议，9月众议院则以306票赞成、81票反对通过了相关法案。

尽管政客们借鉴了"半导体脱钩"的经验，但生物医药行业的运行逻辑并不相同。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的调查显示，在124家被访药企中，有79%至少与中国制造商签订了合同或协议。美国制药公司将30%的FDA批准药物生产流程外包给中国，而在临床前和临床服务环节，这一比例高达74%。换句话说，许多美国药企的核心业务与中国生产息息相关。 开云

纽约时报的数据显示，药明康德参与了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药物研发，并且在2024年美国获得批准的31款小分子药物中，有6款出自其化学平台。众多美国初创药企往往是轻资产的"虚拟药企"，它们通常只由少数科学家和高管组成，实际的研发和生产工作则外包给中国的CDMO企业，以便将创意转化为实际产品。

问题的根本在于成本与效率。在中国，CDMO的服务价格大约仅为欧美的70%，且交付速度更快，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。中国在研新药数量全球第二，且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，对美国药企的依赖越来越明显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生物药品的生产过程复杂，涉及活细胞的培养和大分子的处理，一些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药品的效果。因此，改变生产合作伙伴并非简单的合同变更，而是需要重新构建生产流程和进行全面的稳定性测试，整个过程可能需要耗时数年，给药企带来巨大压力。 开云

面对法案的威胁，美国制药公司也开始积极应对，面对可能的合规要求，纷纷将订单调度至中国，以确保其研发与生产的持续顺畅。然而，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持药品研发的高效之间找到平衡，目前尚无明确的解决方案。